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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机构改革如何改？李章泽介绍，省级机构改革方案报党中央批准后方可实施，不可擅自行动。文章说，各地区各部门党委（党组）要始终把深化机构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，全面准确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求，全面准确贯彻全会精神，不折不扣抓好落实，确保机构职能按要求及时调整到位，不允许搞变通、拖延改革。省级机构改革方案报党中央批准后方可实施，不能擅自行动，不能一哄而起。本地区本部门如有特殊情况，通过正常渠道按程序逐级反映报告。

“他经常喝酒，喝完酒就骂人。”这是高守良曾经的同事说得最多的一件事。在一次酒后，高守良半夜11点召集研究室全体人员开会，主要议题就是“骂人”。在高守良看来，“一把手就应该有点霸气”，“辱骂干部是对干部的疼爱”。“我们跟他谈话的过程中，他也经常说，他就是这个单位的家长，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，要求下属们无条件地服从。”审查调查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高守良作为一把手，用自己扭曲的价值取向和歪曲的从政行为，将市供销合作总社的政治生态弄得污浊不堪，既污染了党风政风，更败坏了党的形象。

1990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决定，实施浦东开发。“浦东一搞开发，把全国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。” 王太喜说，很多人就在这时候选择了离开海南。而仔细剖析海南早期的一系列大胆改革，可以发现，中央给了海南一系列比其他特区更优惠的政策，但实际操作起来，遇到政策和现行体制的矛盾，许多关键性的政策条文很难落到实处。

我是中文出身，写文案还是非常擅长的，所以我把公司的定义，从“中国最大的生活空间媒体”改成了“中国最大的数字化媒体集团”。这背后的逻辑是，讲 “生活空间媒体”，客户认为有限空间是会被做死的，我们要做无限空间。谷歌、微软这些全球顶级公司都叫数字化媒体集团，谷歌和微软都买了一些媒体公司，那我们也一定要顺着这个方向，把定位改成数字化媒体集团。

而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的改革，最初只是来自一个青年人在书斋里的构想。1986年，36岁的廖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，在阅读了500本书之后，拿出了一篇论文《马克思恩格斯 “小政府”思想与当代经济改革》。1987年春天的某一天，廖逊被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奔赴海南，参与机构设置方案的讨论和设计。“当时全所动员，通过各种关系，帮我买去海南的机票，三天后飞往海口。”

新京报：如何看待垃圾分类政策的可持续性？张晓文：上海已经执行垃圾分类，让我比较感动的一点是老百姓很支持。我在上海的同学，知道我是环境工程学专业，有段时间每天来问我怎么分类。只要社会上对垃圾分类的价值有认同，就能做起来。行政手段在早期或者说启动期会产生效果，但长远来看，仍然要靠每个个体的长期坚持。